9月7日是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当天，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与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CCAPP）联合主办的2026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暨中国清洁空气周在北京启幕，主题为“享受健康空气使用低碳能源”。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正式实施的第一年。在围绕“以协同治理迈向健康空气与低碳能源”主题的专题讨论环节，多位专家就今年初修订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展开了探讨。
多位专家就今年初修订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展开了探讨。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柴发合研究员指出，新标准加严了PM.、PM、SO、NO和NO等主要污染物的浓度限值，分2030年前和2035年后两个阶段设置了比2012年标准更严的要求。“如果说2012年的标准是解决了PM.指标有没有的问题，那么2026年的标准体现了以公众健康为导向，提出了保护公众健康更为合适的浓度限值。”
他进一步分析，到“十四五”末已有近70%的城市PM.年均浓度达标，但按新标准25微克/立方米的要求，仍有约70%的城市不达标。结合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的达标管理核心要求，未来各级政府面临的达标任务十分艰巨。同时，当前污染物浓度已处于中低浓度水平，改善的边际效益递减、边际成本递增，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对普通民众而言，推动新标准的实施意味着更多蓝天日、更好的健康保障和更高的幸福感，同时也要求公众以绿色生活方式参与其中。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世秋教授从成本效益角度回应了标准加严的经济学逻辑。她引用研究数据指出，加严标准后，因空气质量改善所带来的与健康相关的效益是成本的10倍左右。效益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显性健康收益，包括家庭医疗成本节约（约占GDP的1%）、过早死亡风险规避（每年约10万至20万人，也有估计达30万人，占GDP的1%至2%）以及劳动生产率损失的规避；二是可证实的心理健康改善；三是幸福感、生活自由度等舒适性感受的提升。张世秋强调，后者虽未计入传统效益评估，却是民众对公共服务满意度最直接的表达。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所长胡京南研究员分析了当前城市污染的新特征。他指出，过去十几年一次颗粒物、二氧化硫排放量大幅下降，主要依靠燃煤污染治理；接下来需在区域视野下重点关注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和氨三种气态前体物的协同减排，这三种物质对应颗粒物中的硝酸盐、铵盐和二次有机气溶胶。这三种物质是PM.中硝酸盐、铵盐和二次有机气溶胶的前体物，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物同时也是臭氧的主要前体物。
在治理方向上，他建议未来5到10年优先突破氮氧化物治理瓶颈：移动污染源中的柴油车与非道路机械是首要控制对象，新能源车（机）的推广是重要抓手，同时火电频繁启停带来的非正常工况排放也需关注。挥发性有机物方面，由于其来源广泛（工业源、移动源、生活源约占4∶3∶3），溶剂涂料使用、石油化工行业和汽油车治理是重点突破口。大气氨排放约80%来自农业，治理难度大需要稳步推进，同时工业氨逃逸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方面，胡京南建议下一步突破跨大区的联防联控机制，并加强跨区域减排责任量化的科技支撑。
专家就协同治理如何落地提出了见解。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以“4×100接力”作比，认为空气质量治理已跑到第三棒、碳的治理刚跑第一棒，碳排放双控制度中的煤炭消费总量管控与项目碳评价是与大气治理协同性最强的抓手；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严刚指出，碳污同根同源，但治理措施对碳污排放的影响存在差异；“十四五”治理存量排放源的技术选择对碳污协同不够，新增用能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较高，导致“十四五”期间未能实现空气质量改善和碳减排协同。他建议“十五五”期间扩大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区域，持续推进电力低碳化和工业电气化；结合大气环境改善需求的空间差异，在重点区域布局更多降碳措施。
与会嘉宾达成普遍共识：需以结构转型为根本路径，强化多领域政策协同与市场机制赋能，把“碳仗”与“污染仗”放在同一体系下推进，进一步强化降碳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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